王津做客搜狐讲述故宫钟表修复背后故事 2019-12-20 20:38

  王津:这个片子是我们为了纪念故宫博物院建院90周年做的文物修复专题纪录片,前后进行四个半月的采访、录像,故宫文物修复厂成立到现在经过许多年了,现在叫故宫文保科技部,纪录片采用全面的纪实报道,钟表部分拍的时间挺长,剪辑发布出来篇幅有限,大概15分钟的时间。网友第一次能够通过纪录片的形式看到故宫人修复文物的过程,过去到故宫来大部分集中在参观宫殿或者建筑外形,很少真正关注到文物背后的修复,这次观众通过这个片子了解了背后的故事。至于“男神”,我相信网友更感兴趣的是故宫的文物,包括修复的成果、修好的钟表,更吸引人是在这些地方。

  主持人:在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中所展示的铜镀金乡村音乐水法钟,在您的修复生涯中这座钟的难度系数大概在一个什么层次?您花时间最长的一个钟表用了多长时间?

  王津:铜镀金乡村音乐水法钟是为纪念建院90展览纪录片特意从库里挑出来,原来是没有修复过。因为大部分是独立修复,有部分合作,所以前后耗时将近八个月,当中还有一些临时的工作,比方说临时办展览也要接手一些修复工作,陆陆续续前后大约八个月时间。这个钟的修复难度来说算比较大的,因为这个钟原来破损的情况很厉害,前期片子照的不是太多,当时我们把这个机芯打开之后全是小鸡的那层盖打开之后,看到里面的机芯是过去拆过修过没修好,把零件拆完又全扔在机芯里面,是这种情况,当时也有部分缺失和损坏。我们先找定固位,看缺了什么东西和毁坏了什么东西,配了发条还有塔盆上的齿轮,一个齿都没有,废渣还在里面,我们配了一部分零件。这个耗时较长,在修复难度上应该在故宫我经历过的当中应该算中难度以上。

  最长的钟表在10年跟同事合作修复过一个,就是老人变戏法,那个钟前后修了得有一年时间,而且还是两个人,基本都是两个人到三个人,包括徒弟们一块儿帮我们打打下手这么一起干,那个也是干的时间比较长。而且七套机芯,动力源有七个,这个比较难,而且个数不是太大,大约就是七八十公分高,宽也就是不到五十公分,厚度三十多公分,在这么大一个小的整体机芯里面,里面的机芯结构比较复杂,机芯比较多,各种机械杠杆全串联到一起,这个东西能够表演变魔术,小鸟出来了,小豆子频繁地换,这个修起来比较难,相对来说这件钟不是我们修复过程当中最难的,可以说中等偏上的难度。

  王津:我们现在的钟表受环境所限,因为密封的不是太好,好多观众也看到了,那个钟表在那个展览密封不好落灰尘。我们经过修复好多钟表都是很干净的,而且都是很漂亮的,那里面一经过尘土一落,心疼是这个。另外真正演示过程观众没有看到,所以说将来以后我们看下一次钟表馆改陈的时候有一种新的产品方式,首先把环境给它改造好,另外多加一些饰品,这样观众能够看到这个钟的表演修复好的状态,可能那是更好展示在观众面前。

  王津:工程钟表和故宫里面的钟表有一个文物修复源,缺什么配什么,首先得有资料,比如像外形,现在拿一个钟来说看它的外形,比方这是一对钟表相对来说比较简单,比方说这个钟缺件在那个钟上能体现出来,有对照物的可以补配,铜镀金的件铜镀室我们有一部分能做,他们基本就做了,大型的那些我们也可以在外面定制。但是机芯里面的零件主要是齿轮杠杆,比方说要有缺的,我们看看机械原理,这是我们可以做的,但是有一点损伤或者毁坏的零件我们一般情况下不配,就是修复它。比如这一个齿轮60个齿,要折了十个八个,我们在上面再进行补配,补配完用手工修整跟的一样能用,起码还是原来的零件,只要有旧件的情况下能修就修,实在不能修我们才补配一个新的。不像现在的手表坏了以后从原厂进一个原件,有点像统一机芯,一个型号里机芯都一样,拿一个件装上,这件可能对于手表精益来说走时更是。

  主持人:现在都在说继承人难寻,需要坐得住的年轻人,性子沉稳的年轻人,我们能不能简单的理解为内向型的人更适合修复文物?您挑选徒弟看重什么?学历背景这些价值大吗?

  王津:我们现在人员招聘是故宫每年在网上发布的,需要什么样的人才,全国的都可以报名,经过考试或者人事部门的筛选最后进到故宫来工作,这是根据各方面考虑。做钟表修复的人没必要特别内向,首先得喜欢这个工作,外向的孩子工作起来有那个专心认真,也不会浮躁,其实内向的孩子可能也不见得更好,主要是你喜欢这个工作喜欢这个活儿你觉得能干,各方面考虑不多,主要还是在性格和观念上得喜欢。

  王津:这个钟表修复可以说从清代一直传下来,故宫一直在有,因为有钟表以后就有人使用保护修复,一直这么传承下来。我们钟表室可以说一直在传承,基本高峰也就是四个人,过去国家有编制,我们一般四个人,现在陆陆续续这几年老师傅们有退休的,现在正编是两个人,今年招一两个。钟表室现在的修复室不是太大,故宫古建筑受环境限制比较多,今年年底我们新的文物修复中心建成,这个相比现在来说环境要大部少,四到六个人也没问题,基本也差不多。钟表故宫总的藏品是1500多件,加上那些不到两千件,要一个特别庞大的队伍来说,六个人差不多。

  主持人:您能不能给我们透露一点您是如何带徒弟的,比如说徒弟达到什么样的水平才能算作出师或者说您日常教学当中的一些有趣的事可以跟网友分享。

  王津:故宫的修复传承,我们就是这种一批带着一批,徒弟来的时候岁数比较小,基本什么都不懂,就跟着师傅干。一般第一年来说非文物的钟表利用这些来做练习和一些手工练习,锉个销子或者修整个小零件之类的,第一年主要是不接触文物,第二年的情况下接触一些比较简单的和小型的文物钟表,修的难度比较小的。钟表这种修复可能得有个十年八年的经验将来修复起来更好,一般都是干到老学到老。

  王津:没有什么,一般工作就是跟着师傅干,等到两三年最后自己修简单的钟表,独立走时的钟表开始修,两三年以后陆续修一些复杂的,再过几年要修更复杂的。故宫钟表最多的是一对,很少有成批大批的都一样,修复每一个新的品种或者一对钟表都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三年五年说出徒,要干真是终身的,都不是特别一样,都在摸索着干。

  主持人:据说故宫的文物修复是不让加班的,您会不会把工作带回家里面,比如在家里面做一个小零件或者图纸之类的?

  王津:故宫的文物不允许带出去,包括一些影视的资料,更不允许把零件带回家。我们虽然说不能加班,但是每天八个小时工作一个礼拜五天,基本就在故宫里面,不允许带出去。不是说完全不能加班,比如有特别急的活儿或展览的活儿,故宫修复部门属于跟文物所有的部门,各个部门都是有文物修复,我们一个人加班可能还有两三个人陪着你,包括供水供电这些全要有,牵扯到好多部门,我们尽量不加班,特别急的情况下也曾经加过班,牵扯到这个一般说不加班,因为牵扯面太广了。

  王津:在钟表修复当中和我们部门的科室配合还是有的,比如我们修复外形是木棱的钟表,木棱有缺失,这个门掉了一半,或者顶上缺了几个塔柱,就得把外形交给木工室修木器的补配帮我们清洗打蜡外套交给他们,这是木制结构。金属结构的也有金属的铜器室帮我们补配,包括上面有小人打扇子,经过20多年展览,原衣服已破碎得非常严重无法继续使用,这次撤下来又照原来的样做了一版新的,这个衣服来说现在有专门修复织绣的,把做衣服交给织绣的部门纺织品修复来做,我们是一个很大的集体,互相彼此有一些工作来往接触,这个肯定是互相配合的。

  王津:故宫几代人一直在修,总的来说应该是越修越少,我退休肯定是修不完,一看这个工作量太大了,得后人来继续干了,小齐他们这一代人能给修复完了,也可能是完不成的,库房里面一直没修复的东西还不少,还要经过至少一代人吧。

  主持人:我们观察到王老师的双手非常白皙,手指修长,中国古代人讲究格物,就是以自身来观物,又以物来观自己。那么您在修复的过程中是否有与文物有这种交流?

  王津:这种交流只能看到一件修复一件新的不一样的东西,通过修复当中能感觉到当时的那些工匠在设计这些钟表的时候,觉得他们非常伟大,我们现在终究是在修复它,人家当时这种设计理念和构思我觉得他们是伟大的工匠。

  王津:像老人变戏法,钟体不大,但是机芯的零件非常多,至少应该有上千个零件组成。把近千个零件全组合到一起,设计它的表演,通过机械带动一步步地哪个现出来哪个后表演,最后又在音乐伴奏下转花小鸟吟唱还要转身什么的,这种设计的时候觉得这个人的思路非常清晰一步步,差一个齿都不行,转动不起来,一环扣一环,一个出现一点点的问题,后面串联不下去了。他们的设计非常伟大,现在钟表还真没有做这么复杂的结构。

  主持人:“工匠精神”今年首次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让人耳目一心,应该说咱们故宫的文物修复专家们也是用精湛的技艺在修复文物,可以说是工匠精神的一种体现,那么王老师您怎么看待工匠精神的?

  王津:我个人的体会,首先你喜欢这个工作,你就能干好它,能够认真地干一件事,没有乱七八糟的杂念,这一件事情特别认真干下去,这样执着地干下去,是这种精神。

  王津:我希望当然以后的年轻人肯定会比我强的从各方面来说,现在年轻人首先学历上他们跟社会接触或者国际来往也是比较多的,这样从这件事情获得修复的经验,另外对外交流能够开阔眼界,新的设备、材料也会越来越多,这样的话对文物保护更好,我觉得将来的修复会比现在更好。